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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74【国际宣传】

  《何梅协定》带来的影响愈演愈烈,许多进步人士发表文章,措辞激烈地批评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。幸好这阵子大家都在关注自然灾害,再加上《何梅协定》没有获得证实,否则全国上下都要闹翻天。

  顺便一提,有一部叫做《风云儿女》的电影正在热映,主题曲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随之广为传唱。

  田汉先生受邀为主题曲作词,刚刚完成创作就被抓捕入狱。他在狱中把歌词写在香烟包装纸背面,由探监的同志转带给电影公司。聂耳先生也正面临着特务的抓捕,主动要求为爱国电影谱写主题曲。他逃往日本后收到歌词,并将写好的曲谱寄回上海。

  这两位先生,一个困居监狱之中,一个逃亡异国他乡,共同完成了未来中国的国歌。

  只可惜,聂耳很快就死了,在日本游泳时意外溺水而亡,年仅23岁。

  周赫煊前段时间还跟聂耳有过通信,聂耳说他准备走西伯利亚铁路去苏联,周赫煊写信劝他快点动身,就是想要避免这出悲剧。

  但不知为何,聂耳迟迟都未登船离开日本。

  关于聂耳的死因,后世有很多说法。比较主流的,是聂耳游泳时突发心脏病;阴谋论者,则认为聂耳死于日本人毒杀,因为当时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广为传唱,招来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嫉恨。

  九月中旬,长江和黄河的大洪灾已经进入尾声,但依旧有不少地方还处于水患当中。

  就在这个时候,周赫煊带着妻子张乐怡、秘书于珮琛,启程坐船前往伦敦。

  他们所乘的轮船还在大洋上航行,以沙逊为代表的在华利益派英商,已经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宣传。

  ……

  莱姆豪斯,未来的伦敦唐人街所在地。

  早在道光年间,就陆续有一些中国劳工和水手流落伦敦,在船厂区落户安家。到了光绪年间,这里的华人越来越多,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唐人街。

  后世的伦敦唐人街以餐馆和超市闻名,而在30年代,这里是伦敦最有名的贫民窟和合法鸦片烟馆聚集地。

  即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,有时候也会光顾唐人街,因为在这里吸鸦片很安全、便捷和实惠。

  就在去年(1934年),此地被伦敦市政府勒令拆除,毕竟实在有碍观瞻,但依旧有大量华人赖着不走。仅仅一年时间,各种窝棚、木板房、铁皮房又重建起来,甚至还建起一些两层小楼。

  无论何时何地,中国人的生存力总是那么顽强。

  一家两个月前才重新开张的餐馆里,正有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在开会,而负责会议联络、招待和后勤工作的,则是这家餐馆的老板。

  餐馆老板叫做刘兴祖,爷爷辈就已经在伦敦定居。他不属于任何党派,甚至没读过多少书,长得瘦小猥琐,你很难相信这种人会组织赞助留学生开会。

  这要从“九一八事变”说起,东北沦陷的消息传到海外,震惊了无数华侨和留学生,他们自发的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。

  30年代的海外抗日救亡活动,共分为三个阶段:

  第一阶段,大家各自展开行动,各人抱着自己的见解,有主张立即抗战的,有主张积蓄力量的,有主张和平统一的,有主张武力统一的。各种小团体五花八门,一盘散沙,虽然热情高涨,但是毫无组织性可言。

  第二阶段,复兴社(蓝衣社)成立,老蒋的势力趁虚而入。复兴社高举国家大义的旗帜,一边吸纳留学生加入,一边号召海外华侨捐款。但他们却一直鼓吹“攘外必先安内”,活动经费用去无数,却没有任何成效可言。甚至有留学生提出反对意见,复兴社居然以停止留学经费而威胁。

  到了现在,海外抗日救亡运动即将进入第三阶段。

  那些对国党复兴社强烈不满的华侨和留学生,开始自发联合起来,由华侨提供活动经费,留学生组织抗日团体,共同开展真正的抗日救亡运动。

  今天主持会议的留学生叫杨凯,他是周赫煊资助的第三批留英学生:“昨天,我们确立了团体名称、组织框架、联络体系、活动纲领等等,今天具体讨论实际的抗日救亡策略。请大家畅所欲言,季铭星同学负责会议记录。”

  立即有人举手道:“我觉得,我们首要工作是宣传,让洋人和海外华人都清楚局势的发展,清楚中国遭受的苦难。宣传主要分三种方式:第一,社交宣传。利用联谊活动、学术活动等等,联络新闻记者和各国同情人士,并努力争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;第二,口头宣传。尽量结交更多的外国朋友,通过日常的交流,尽可能获取他们的友谊和同情;第三,文字宣传,比如出版英文刊物,印发英文小册子和宣言等等。我说完了,希望各位同学采纳支持。”

  “啪啪啪!”

  杨凯带头鼓掌,赞扬道:“许立勤同学的发言高屋建瓴,很有水平。特别是文字宣传,这一点必须做好。大家继续!”

  又有人举手说:“我们的人太少,影响力几乎为零。我认为应该联络更多的抗日救亡团体,组建一个英国抗日救亡大联盟,把声势搞大起来。同时,拒绝复兴社的国党走狗加入,他们只会带坏组织风气!”

  “对,不能让复兴社的人进来,”有个留学生气得破口大骂,“老子去年加入他们的抗日团体,把辛苦打工赚的钱都捐了做活动经费,自己只能一天吃两顿。结果呢?我曹他麻个比,屁事都不干,除了开会扯淡,就是帮老蒋宣传内战!”

  杨凯连忙说:“开会呢,别说脏话。对于复兴社,我也不愿他们加入,这一点补充进章程里边。大家继续。”

  众人畅所欲言,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比如联络和引导更多华侨,比如跟国内取得稳定联系,确立越洋捐款通道,组建抗日学术研究小组等等。

  会议气氛很热烈,那种齐心协力爱国救亡的真挚感情,感染了在场每一个人,浑身上下的热血似乎都已经沸腾起来。

  “九一八事变”就跟甲午战败一样,带给国人太大的刺激,同时也催生了无数伟人和默默无闻的爱国者。

  咱们就拿科学巨匠钱伟长先生举例,他最开始是学历史的,因为受到“九一八”刺激才转攻物理。

  当听到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的消息,钱伟长认为学历史没用,应该学造飞机大炮,中国才能不受人欺负。他急匆匆跑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的办公室,结果发现已经排起了长龙,有五分之一清华学生都跑来报物理系了,而当时物理系招生只有10个名额。

  排了很久的队,钱伟长终于见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,他激动地说:“目前我们祖国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,是飞机大炮!所以我要学物理,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,但我有决心赶上去,这一点请先生放心!”

  吴有训主任被他的真诚感动了,非常欣慰,然后看了一下钱伟长的成绩,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他。

  钱伟长的物理,居然足足考了……5分!

  最终钱伟长还是读了物理系,因为吴有训被他缠得实在没办法了,只能答应让他先试着学一年,于是未来的物理大师就诞生了。

  这个年代的爱国精神,那是21世纪的人们无法想象的。

  餐馆里的会议,差不多开到傍晚才结束。老板刘兴祖举着一张刚刚出炉的晚报冲进来,高兴地大喊道:“各位同学,有好消息!周赫煊周先生,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,报纸说他是‘来自远东的巨人’!”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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